莉莉案並非單純的兒童失蹤或家長受屈的故事，而是一個糾纏著兒童福利、移民身份、國家權力、父母選擇與公眾信任的棘手個案。2024年9月，瑞典移民上訴法院裁決，四歲女童莉莉的最佳利益是返回原居地香港；同年5月，瑞典移民局已發出遣返令。然而事隔逾二十個月，莉莉仍滯留在林雪平的寄養家庭，甚至與祖父母斷絕聯絡。裁決與執行之間的巨大落差，正是本案最顯著的特徵。
香港政府的處理一直低調而恰當。入境處接獲家屬求助後，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及中國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轉介查詢，並在管轄權限內提供建議。負責任的政府不會在他國司法管轄的事務上大造聲勢，而是循外交渠道確認莉莉的中國公民及香港永久居民身份，待事實釐清後再作判斷。這種克制並非軟弱，而是避免將兒童變成國際爭論的籌碼。
然而莉莉返港的實際障礙，部分源自父母自身的選擇。莉莉在芬蘭家中出生，從未辦理出生登記，因此沒有護照或任何身份證明文件。香港入境處無法在無出生證明的情況下簽發護照。裁決措辭再堅定，也無法讓一名沒有旅行證件的兒童跨境。這不是官僚刁難，而是父母將孩子置於所有記錄與保護系統之外的必然後果。父母現在要求香港簽發護照，但他們要求香港填補的缺口，正是自己造成的。同樣情況也發生在他們在香港家中出生的幼子身上——同樣沒有出生證明。香港允許在家分娩，但拒絕配合身份核查並非輕微的行政分歧。入境處要求進行DNA測試，實屬合理。